近年来，新一轮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新兴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快速崛起。在2021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阐述了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逻辑的因素，以及在世界经济格局变革之下不变的逻辑。

　　四大基础性变量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赵昌文用“百年大变局、实际大疫情、技术大变革、绿色大转型”四个关键词概括了影响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的四大基础性变量，这四个方面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分工逻辑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深刻影响。

　　“百年大变局”即世界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赵昌文指出，首先，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权重在上升，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世界格局或是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供应链和产业链分工的区域形态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说到世界经济重心，常常提到北美、欧洲、亚太，如今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带来世界力量发生了“南升北降”的变化，多极化令“老牌”与“新兴大国”此消彼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的区域形态随之改变；此外，与经济格局变化相适应，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国别企业的重要性在上升，无论是世界500强还是各个细分行业的领袖企业，未来会越来越多地看到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脱颖而出。

　　“世纪大疫情”，即从2020年起，我们所处的世界开始被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赵昌文看来，这对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分工的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大经济体对自主、安全、可控或韧性的要求比过去进一步的增加。第二个方面是产业分化会进一步加深，一些战略性、公共性强的产业和纯粹市场化的产业部门在国家战略里的考量有所不同。比如说疫情之后很多国家提出要把口罩、呼吸机等许多防疫有关的产业部门在本国或者在周边一定区域范围内构建起来，这是和过去大不相同的。第三个方面，社会治理和抗疫能力开始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中地位的基础能力。

　　“技术大变革”，实际上就是数字技术的大变革。赵昌文认为，数字技术与生产生活已经高度融合，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也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在服务可贸易性方面，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逐步加深，数字贸易、数字服务已经成为服务贸易的新引擎。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方面，在工业互联网、生产互联网中，有了智能化的手段，就有可能自动快速应对关键环节的缺失，迅速匹配供应商和需求商，恢复产业链的稳定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方面，由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力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发达国家可以重新获得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如何构建新的比较优势，从而保持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地位，将面临很大挑战。

　　“绿色大转型”，是基于世界各国对产业发展的“绿色”共识。赵昌文指出，绿色大转型会影响分工格局的成本结构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绿色化的转型。过去，成本决定竞争力，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新发展语境下，未来企业的环境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会大幅度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导向不会改变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革过程中，‘经济总量与结构’‘产业链垂直与水平分工’‘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和超越’这三方面是不会变的。”赵昌文说。

　　首先，效率和成本导向的分工逻辑不会变。虽然环境成本在增加，大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含量在增加，但是低成本永远都是竞争力的源泉。其次，全球产业链分工深化的大趋势不会变。新冠肺炎疫情和百年大变局会给全球的区域分工、次区域的分工带来改变，但是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这两个大的方向是没有改变。最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实现追赶与超越的模式不会变。尽管数字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很难像过去一样发挥，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逐渐雄厚，追赶和竞争会更加激烈。

　　演讲的最后，赵昌文分享了“决定创新能力的三角框架”，他强调：“无论是对金砖国家，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和精神理念。经济基础方面，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以及完备的新型基础设施，可以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快速地实现商品化和市场化；制度环境方面，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能在金融业、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构建合理的报酬结构，让生产要素愿意去实体经济部门和创新领域，另一方面企业的正向流动性，能够将小企业培养成大企业；精神理念方面，对于一个创新经济体来说，一定要有追求卓越的工业精神和技术乐观主义。

　　“要相信，未来在能源领域、交通领域、建筑领域、工业领域以及生产生活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一定会有新技术不断涌现，我们要充满信心来推进创新，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迈向新纪元。”赵昌文表示。